本文目录一览：
- 1、《报告》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
- 2、什么是要素制约
- 3、哪些要素影响与制约政府职能转变
- 4、如何破解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 5、为什么说市场的三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市？
- 6、战后日本如何摆脱了制约本国的产业发展要素
《报告》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
首先是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价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供求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需要政府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维护公平、公正、平等的竞争秩序，完善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其次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治理的改革。要落实《决定》提出的实现政企分开，使那些主要管理企业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产品结构调整，从而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与此同时，深入推进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而还给市场，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要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什么是要素制约
要理解要素制约，先要理解什么是要素。在西方经济学那里，要素包含四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的才能。而现在常提到的要素是：劳动、资金、技术等。这些都是要素。要素制约当然就是指由于这些要素的缺失或稀薄导致生产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生产效应。例如，一些地方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是就是没有资金来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旅游事业遇到资金瓶颈，受到资金要素的制约。
哪些要素影响与制约政府职能转变
（1）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环境变迁是决定政府职能转变的外在动因。
（2）公共行政的科学化。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动力。要按照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和界定各级各部门的事权和职能分工。
（3）技术手段的创新。技术手段的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保障。举例：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可以间接、宏观地对市场进行调控；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使政府的机构设置和组织运作更加合理有效。
（4）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是影响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因素。如何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克服传统行政文化不良因素所带来的惰性和惯性，是政府职能能否发生实质性转变的重要因素。
如何破解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在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发展是当前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动力，但是，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种种难题。
第一，由于发展理念的偏差，目前各地普遍存在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忽视城市内涵提升和功能完善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发展科技含量低，城市建设品质不高，城市人口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大城市带动力不强，小城镇布局分散，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水平较低。
第二，“城市病”问题突出。由于迅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使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交通压力加剧了城市大气污染，成了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
第三，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要素资源制约。一是土地资源紧张。从各地情况看，既有土地资源匮乏、城镇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也存在集约利用水平不高、部分土地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二是资金集聚难。由于投融资渠道不畅，加上制度限制和政策等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制约，我国丰富的民间资本真正转变为产业资本和城市建设资金比较困难。三是水资源缺乏。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第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未破除，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现代农业发展、农民进城落户、城乡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还不健全，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二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 第五，城乡规划不协调问题突出。一些城区的城市建设只是按自己的扩张需要，被动向外延伸，未能考虑长远的服务业、工业、居住区的合理布局，也未能结合周边镇区的产业布局、镇区建设发展需要，造成城区与村镇建设规划不协调。
由著名国际经济组织亚太总裁协会(APCEO)与中国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联合主办的世界产业领袖大会(GELS)作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主要会议之一，将在2013年9月5日在长春隆重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城市化的世界发展经验与中国城镇化的全球合作机遇”。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先生作为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他认为破解上述难题，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针对本国实践积极探索改革的新思路，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城镇化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促进其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以政府规划和管理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坚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建立城乡规划先导机制，通过制定完善城镇化总体规划、鼓励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依靠市场机制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空间和高端产业集聚。
第二，把城乡统筹做到实处，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融合。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建立健全农村产权制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奠定制度基础。目前重点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
第三，实施文化建设战略，实现文化建设与城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建设是城市品位升级的关键。城镇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要坚持空间整体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历史延续性原则和公众参与性原则，保护、合理利用城镇历史建筑，做到保存地脉、保留地标、功能置换和业态更新。
第四，维护规划权威性，做好规划统领和地方特色的系统整合。首先要保证规划有效执行，其次要积极推进发展规划的动态创新和特色创新，再次要按照新城建设规划，最后要继续提高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
第五，建立城乡生态共保机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加快节约型城市建设，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加快城市生态恢复和改造，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加强城市景观整合与治理，形成城乡生态共保机制，着力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和谐宜居的新型城市，合理布局，以大带小，培育壮大城市群，使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为什么说市场的三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市？
消费人口是商品潜在使用者，是产品的目标定位，承载着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激励或抑制消费欲望。消费欲望(消费需求)体现着人消费观念和获得感。有消费人口，不断满足消费欲望并有支付能力，才能完成商品的权属转易，有市(交易)，才有市场。
战后日本如何摆脱了制约本国的产业发展要素
日本战后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之下进行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第一，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140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神道和国家分离；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宪法。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0月7日经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 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财阀。美国占领当局首先指定三井总公司等83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处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十年内不许复职。在此基础上又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划小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企业。此项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28家，原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325家企业中，实际上被划小的企业只有8家。解散财阀虽不彻底，但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第四，农地改革。先后颁布两次农地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凡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全国原230万町步出租地征购了190多万町步，其中180多万町步廉价售给佃农。农村90％耕地变成自耕地，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灭，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此外，日本还对文化教育、劳动立法、公务员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进行改革。战后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解决了明治维新遗留下的历史任务。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通过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基础、美国的扶持政策、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机遇、国防开支的减少与军事负担的减轻及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是曾经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所致.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19 53—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 10.9%，同期联邦德国为5.7%，法国为4.2%，美 国为4%，英国为2.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50年只有1.5%， 1980年猛增为13.3%，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 2位，仅次于美国。西 方有些学者把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称为20世纪的“奇迹”。
战后十年经济的重建
战后，日本为医治战争的创伤，把战时工业改组为平时工业，大体上花了10年时 间。一般认为，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复兴期”，即国民经济恢复和改组的时 期。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于宣告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民族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 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 900 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 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 产指数仅为60.2，1946年更跌到30.7。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 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 1945年秋到1946年初，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经济上的 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该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主持编写的日本第一部《 经济白皮书》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这句话概括了当时日本经济的困 难局面，以至成为名言。 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是从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开始走上轨道的。为了使日本经 济摆脱瘫痪状态，日本政府于1946年 8月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负责制订和实施有关 经济政策。当时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是能源不足。因为缺煤，高炉陆续熄火，全 国有一半列车停驶，恢复生产急需的原材料运输出现障碍，工业生产日趋萎缩。经济 安定本部遂于1946年秋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所谓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在资金 和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用生产出来的煤炭重 点供应钢铁业，再用增产的钢铁加强煤炭业。首先，要努力造成煤和钢铁扩大再生产 的能力，以此为杠杆，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这个经济战略，政府专门设立的“ 复兴金融公库”在1947—1948年向煤炭业发放了 475亿日元的贷款，占该公库全部贷 款总额的36%。1946年日本产煤2，274万吨，1947年即达2，932万吨，增长近30%，同 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 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矿业生产恢 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 49.2%。虽然有这些效果，但由于支付巨 额的价格补贴和大量贷款，通货膨胀则如脱缰之马失去了控制。批发物价的上涨率， 1947年和1948年分别为193%和167%之多。 日本的经济恢复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日本 实行军事占领，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推行了旨在铲除军国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民主 改革，并强制日本拆迁工业设备赔偿战胜国。1948年后，随着东、西方冷战加剧和中 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趋向于胜利，美国统治集团企图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堡垒，以对 抗所谓的“远东的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到扶植日本恢复经济 上来。具体来说，首先是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 5月干脆一笔勾 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其次是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 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 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美援物资达23亿美元。美国还直接干预日本的经济结构的改组。 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于1948年12月联合发表声明，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 要求日本尽快结束财政金融上的混乱状态。次年 2月，底特律银行董事约瑟夫·道奇 以美国总统特使、占领军财政金融顾问资格赴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加强税收、冻结工 资、削减财政补贴、停止“复兴金融公库”放款等主张，实行所谓“道奇整顿”。日 本1949年的财政预算被编成一个有大量盈余的“超平衡预算”，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 汇率也是在这时确定的。“道奇整顿”使居民赋税加重，企业银根抽紧，货物积压， 需求萎缩，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度则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发行量趋于减 少，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猖獗一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和，为尔后的经济恢复创造了 必需的�前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毗邻的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维修卡车、 坦克、舰艇等，这对当时苦于需求不足的日本经济无异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强刺激。日 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1.49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8.09 亿。战争期间合计为24.7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朝鲜战争 促使西方各国扩军备战升级，掀起了一股采购物资热，这又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 敞开了大门。仅1950年下半年，日本的出口比上半年增加 55%。1952年的出口额等于 1949年的2.7倍。自1949年以来由于市场萧条积压下来的近 1，500亿日元货物随之倾 销殆尽。轻纺工业因为得到大量订货迅速恢复发展；钢铁、机械、造船、水泥等行业 的生产也有大幅度增长。整个经济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在1951年度达到 战前水平。正如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所说的，“朝鲜战争”成了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 天赐良机”。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名义上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政 府在实现“经济自立”的口号下，大力进行经济结构的改组和基础工业的建设，开始 实施一系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主要包括：制订钢铁、煤炭、造船、电力等行业 的生产合理化计划，把私人投资的 40%吸引到这些行业，加快改造旧设备的步伐；设 立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对重点行业的设备投资和进出口提供长期低利贷 款，并直接对铁路、港湾、电力等部门进行财政投资，支持基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修订税制，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1953年日 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设备价格 50%的折旧费，从利润 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51年， 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 42.8%。1950年日本开 始实行《外国投资法》，1951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外资，进 口设备也逐渐增多。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7%，工业生 产平均每年增长 12.3%。这段时期，日本的农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战后，美国在日 本推行了农地改革，建立了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民经济，农民的积极性有 所提高，再加上政府鼓励增产化肥，推广良种，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到 1951年日本的农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水平。1955年粮食总产值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 稻米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这一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战前水平，从而标志着 战后经济恢复的大体完成。1956年度颁布的政府《经济白皮书》在回顾战后10年的经 济生活后，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 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