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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世代沿袭制度一直存在，父及子，兄及弟，这个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大禹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开始，我国的禅让传统就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王位世袭制。虽然大禹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考虑过实行禅让制，但他“三让天下而不能成”。最后的结果就是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先秦时代，王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下一级的诸侯大夫，甚至各级官吏都要按照此法进行继承。
秦朝对此制度进行完善，对国王的称呼也改做了皇帝。秦始皇妄想自己的统治能够延续千千万万年，但秦只是短短存在了几十年，就被项羽和刘邦的军队所攻破。后来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采取的也是王位继承制和世袭制。直到清朝覆灭，我国的王位世袭制才自此结束。在这期间，当然也发生过许多外戚专政篡权，也有过兄弟之间、爷孙之间为了争夺或者继承皇位而进行流血战争。
比较著名的是玄武门之变。握有兵权的李世民与其兄弟发生了皇位争夺的战争。最终李世民胜利。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将皇位传给了次子李世民。世袭制发生和延续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巩固皇权。在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国家就是皇上一家的，皇帝再昏庸，除非朝代终结，别人无法以正当的理由继承皇位。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西周王位继承制，就是为了将周王朝的统治延续千代万代。并且继承制的确能够对王朝的稳定起到作用。很简单的道理，杀父亲的儿子毕竟是少数，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也最为信任，为了王朝能够继续延续，传给儿子是最保险的做法。
历代文官祖世代帝王师是什么意思
“历代文官祖，世代帝王师”是称赞孔子的话。
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孔子开办的是一所政治大学，就如当今世界各国所办的军事院校并不设农业、园艺科目一样，“学稼”、“为圃”之术，并未列入孔子的教学计划。“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小人”一说，并非就指现在道德意义上的小人。
按照孔子在礼学上的建树，是不会用辱骂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的。它并不排除“小人”即“小子”之意。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这样说：“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道，樊须这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樊迟恰恰是这七十七名“异能之士”之一，孔子说樊迟是“小人”，不但不是贬称，恰恰是爱称。可是多少年来有许多学者却依此片言只语简单地评说孔子是“鄙视‘学稼’、‘为圃’，看不起劳动人民”（见现中学语文教材对《论语》的说明），这与其说是对孔子教育理想的误解，还不如说是对孔子教育理想的无知。要知道孔子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来自社会最低层，孔子本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怎么能说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术有专攻，人生追求应该是有类别的。正因此，在孔子与樊迟对话结束后，才有如下议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焉用稼！”《孟子腾文公章句上》中也有类此的妙论：“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尧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由此可看出“圣人之忧”与俗子之忧是有区别的。孔子办教育是为了培养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培养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孔子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希图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个个拥有雄才大略，个个都能有所大作为，个个都能成为贤才君子。
正因此，后人才称赞他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萧统评价《论语》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也是针对此义而发的。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这一说法未必绝对正确，但他从“治天下”的角度去读《论语》，确也读出了该书“为政”谋略价值的韵味。对此，明清文化史上的大家张岱有更为精粹地阐述：“夫子论政多矣，详于告哀公。子思采入《中庸》，以见夫子无舜之遇，无武之功，无周之权，而其天下国家之作用无不备足，则尧舜以来之统，所以归之夫子也。”（《四书遇·中庸·问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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